習近平經濟改革方略為歷史貢獻“強國策”
2015年6月，由美國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合著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簡體中文版面世，并引發熱議。
這本書總結了人類社會幾千年來國家興衰史，認真分析了一些困擾人類幾十個世紀的問題：為什么有些國家窮？為什么有些國家富？為什么有些國家先窮后富？為什么有些國家先富后窮？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結論很簡潔：當一個國家采取了適當的支持增長的政治制度時，該國就能崛起；而當這些制度僵化或者不適當時，該國就會失敗。
對于這個看似簡單的結論，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S·貝克爾卻給予高度評價：兩位作者非常有說服力地表明，一個國家只有具備適當的經濟制度時，才能夠脫貧。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之間的密切聯系是他們主要貢獻的核心，這已經得出了一項關于這個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中最重要問題的富有生命力的研究成果。
將政治和經濟一體化考慮，理清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精髓。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有重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就曾專門組織干部攻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對蘇聯模式的弊端早有洞察……毛澤東先后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統籌兼顧和綜合平衡思想，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戰略等，至今仍有指導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積極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要求突破教條式的蘇聯政治經濟學和計劃經濟模式。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等，都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開辟了新道路。
因此，在改革過程中，善于將政治與經濟統一起來考慮，將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綜合統籌，不斷變革創新經濟機制和政治機制，使之達到最大限度解放生產力、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可以說是中國領導人始終堅持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維方法和理論邏輯，這一獨特的治國理論甚至可以稱為“改革學”。
中國需要新版政治經濟學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盛贊其為：“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鄧小平將這一改革理論成果稱之為“政治經濟學初稿”，既贊揚其遵循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又拿出了對中國改革開放第一階段富有啟迪的政策思路。當然，稱其為“初稿”就意味著還有不斷改進的空間，這其中也飽含著鄧小平對后來的中國改革家將之臻于完善的殷切期待。
隨著改革開放30多年的銜枚疾進，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增長成果。但隨著世界金融危機蔓延與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當代中國經濟的規模體量、內外環境的紛繁復雜，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程中也是絕無僅有的。經歷較長時期高速增長，各種矛盾問題亦不斷積累交錯。特別是出現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資源、勞動力和環境約束日趨嚴峻，國際經濟需求長期疲軟等新的尖銳矛盾，過去以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為主動力的經濟運行機制日漸失靈。對新階段的中國經濟改革形勢怎么看？中國經濟改革該怎么干？全世界都睜大了眼睛，緊盯著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是否能拿出更有說服力的解決方案。
香港《南華早報》評論說，近年來中國經濟以超乎預期的速度放緩，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為25年最低，這使外界擔心中國是否會陷入漫長的低增長期，即“中等收入陷阱”。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轉型，比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過渡更為復雜�！笆聦嵶C明，中國的發展戰略在過去30年里非常成功，但用于今天的發展卻不一定有效”。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也發表文章分析稱，中國30年來的發展奇跡展示的是這個國家作為終極生產者的超凡能力。然而，這種生產模式不一定適用于中國成為高收入國家的目標。該模式容易導致儲蓄過剩、投資過度、無限制的資源需求和環境惡化，找到一種新模式勢在必行。
顯然，推出新版本政治經濟學的時代命題擺到了習近平面前。
“新教案”人民味很足
要寫出新版政治經濟學教案，最重要的就是準確判斷經濟形勢和經濟發展階段。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科學分析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準確把握中國基本國情基礎上，針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是引領中國邁向更高級發展階段的理論基礎。
習近平第一次提及“新常態”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他說：“中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在把“新常態”作為經濟改革理論基礎提出6個月后，習近平在2014年11月9日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系統闡述了什么是經濟新常態、新常態的新機遇、怎么適應新常態等關鍵點。
習近平指出，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主要特點是：
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
結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
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所以，提質增效是新常態的本質。新常態的指向是國民生活質量提高，老百姓的“獲得感”提升，就業穩，價格穩，民生保障更完善。
習近平作出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基本戰略判斷后，基于新常態的系列改革戰略接踵而出：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政府和市場各就其位的資源配置思想；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
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堅持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思想；
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和調控思想；
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相互協調思想；
“新農合”與大農業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三農”思想；
尊重城市發展規律，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等新型城鎮化思想；
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及“一帶一路”等戰略思想；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精準扶貧”思想；
……
習近平這些改革思想和主張，特別強調要立足中國國情和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的經濟理論，使中國新時期的“改革學”既堅持問題導向，又突出適合中國難題的改革思路，為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步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提供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導。
恩格斯曾說過，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歷史學科。也就是說，離開了具體的歷史情境和歷史傳統，任何改革主張都將是脆弱無力的。
2014年7月8日，習近平在主持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習近平希望各級領導干部不但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還要深化、豐富和創新發展政治經濟學，盡早形成能夠指導新常態下中國改革的“新版政治經濟學”。
盡管尚處在起步完善階段，習近平主導制定的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已經顯示出許多超越西方經濟體制的制度優勢，但國際國內許多人囿于對西方市場經濟學說的迷信，先驗地認定只有“華盛頓共識”這一唯一的西方市場經濟形態才是終極真理。事實上，觀察習近平的全面改革方略和推動中國制度創新的嶄新實踐，是學界的一種共同責任。打造一個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型市場經濟模式，發展出能解釋當代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正是為世界經濟開辟新路的現實需要。
中國傳統哲學講究“道”與“術”之別，所謂“道”是指基本原理和基本規律等形而上的概念，而“術”則是具體實現的手段、方法和路徑等。
如果僅從“術”的層面解析當代中國的經濟改革路徑，一定意義上確實存在與西方經濟學相合的地方，而如果從“道”的層面來判斷，其中的旨趣就大相徑庭了。
強調人民性，以人民為中心，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服務人民，這可以說是習近平倡導的政治經濟學新教案的內核。
習近平在2015年11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習近平的這一論述，體現了他一以貫之的民本情懷。習近平在這次講話中還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作出明確界定，指出“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同時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
習近平強調，要高度重視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要忘記發展的“共富目標”，指出“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不斷健全體制機制和具體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不斷縮小收入差距”。不僅如此，他還在“十三五”規劃說明中特別強調，要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來全面建成中國的小康社會，這也體現著把造福人民作為發展的目的、一切為了人民的中心思想。比如協調、綠色、共享，就是如此。協調和共享，是為了解決“一切為了人民”中的短板問題；綠色，是為了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問題。習近平從基本經濟制度與經濟發展的出發點、落腳點上強調把造福人民作為發展的目的、一切為了人民，體現了其經濟思想的鮮明民本特色。
2016年3月5日，習近平在參加全國“兩會”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懇切地談及要關照工人階級特別是一線工人、農民工的經濟利益。他說，要想辦法調動一線工人、制造業工人、農民工的積極性，這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工人階級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體現出來。
在這次全國“兩會”上，習近平還專門參加了政協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與非公經濟和民營企業家代表談心，他先為非公經濟人士送上定心丸——要使有關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落地落細落實。此前，習近平也多次表示，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同時，他又語重心長地給權力與資本劃出了一個隔離防線——對領導干部而言，“親”就是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清”就是清白純潔，不搞權錢交易。對民營企業家來說，就是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
習近平十分簡潔地用“親”“清”兩字闡明了中國需要建立的新型政商關系，這為長期困擾中國非公經濟健康發展的“權力介入資本”“資本腐蝕權力”架設了一道“防火墻”，有著深遠意義。
引領中國實現歷史跨越的“強國策”
2016年3月，中國“兩會”期間，外媒紛紛注意到，“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成為輿論界一大熱詞。
新華社在此期間，用了8組關鍵詞來解析“習近平政治經濟學”：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全面小康”的發展目標，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堅持“新的發展理念”引領改革，“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兩手都要用好，積極適應“新常態”，以“供給側”發力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習近平政治經濟學”集中體現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戰略思想。其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現任國泰君安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的任澤平，是中國國內最早提出“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概念的學者之一，任澤平認為，習近平立足中國國情和發展實踐，進一步發展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許多重要經濟思想和理論成果。概括來說，“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可以歸納為以下“六論”：“新常態”論、“兩手合力”論、“基本經濟制度”論、“共同富�！闭�、“人民主體”論、“五大發展”論。
不管是8組關鍵詞，還是“六論”，都說明習近平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已經趨于成熟，實現了系統化和理論化。
2016年1月22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宇在中國《經濟日報》上發表理論文章，高度評價習近平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中國改革和世界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認為這是為豐富人類經濟思想貢獻的“中國智慧”。
張宇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超越了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為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豐富人類經濟思想寶庫，貢獻了中國智慧，這是我們在經濟領域中樹立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堅實基礎和可靠保障。”
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是為解決中國經濟新階段的問題而提供的解決方案，但這種中國特色，恰恰也是中國領導人為世界政治經濟困局開出的新藥方，具有相當大的普遍指導意義。
近代以來的世界經濟和經濟學發展史表明，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學界的地位是由這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決定的。同時，一個國家經濟學的創新又是推動這個國家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重要因素。亞當·斯密與19世紀英國的關系、李斯特與德國崛起的關系、經濟學美國學派與20世紀美國的關系，無不說明了這一點。
“從當下時代的最重要特點來看，我們可以這樣來概括：整個世界經濟政治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整個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前景未卜、出路不明：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正在發生重大轉型并且充滿希望�！绷硪晃粊碜灾袊嗣翊髮W的經濟學教授邱海平則更看重“習近平政治經濟學”對推進世界范圍經濟學提升的啟迪價值，“這就意味著，產生新的經濟學大師的時代到來了。新的經濟學大師不可能從迷信西方主流經濟學或傳統政治經濟學的人中產生。相反，大師一定是從能夠批判地揚棄已有的兩大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者中產生。中國已經具備這樣的條件”。
從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到二十大，是從中共確定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重大歷史時期。中國已經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確定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繼而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目標邁進。這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擁有十億以上人口的國家全面實現現代化的偉大壯舉。“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習近平領導中國向全面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奮進的經濟戰略構想，這一引領中國從世界經濟大國向世界頭號經濟強國邁進的“強國策”，正在快速改寫世界經濟版圖。
了解“習近平政治經濟學”，一大訣竅就是看趨勢和走勢。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佛大學教授埃里克·馬斯金在參加2016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表示，中國低于10%的經濟增速并不一定意味著經濟放緩。“不能拿中國過去30多年的高增長率來和當前的經濟增速作對比，而要將中國放在全球的經濟環境中來看。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較高。相信在中國政府各項改革的推進下，未來五到十年中國經濟將會比肩歐美等發達國家�！�
曾任英國倫敦市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的羅思義也專門在中國報紙撰文指出，為什么遵循“華盛頓共識”的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未能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反而進一步落后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
羅思義希望中國不要被“華盛頓共識”催眠，而應當樹立經濟學自信——“華盛頓共識”是一種失敗的發展戰略。相反，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那些國家，并非基于“華盛頓共識”。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唯一的正確方法是實事求是。
